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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丨言九
编辑吴酉仁

2021年1月10日,三联书店原总经理、原《读书》杂志主编沈昌文去世,享年90岁。


在出版与学术领域,鲜少有人不知道沈昌文。但沈昌文在时代变迁中留下的价值,并不局限于此。对普通读书人而言,与其说沈是一位出版家,不如说他是一位在“阅读饥渴年代”,极尽辗转腾挪之能事、努力提供优质食粮之人。


♦ 沈昌文。引自“三联书情”微信公号《三联书店:沈昌文同志讣告》


一、阅读饥渴年代


1972年,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,各地新华书店被要求投放《红楼梦》《三国演义》《西游记》与《水浒传》,以显示图书市场的繁荣。


叶圣陶后来在家信中谈及此事,如此说道:


“在尼克松来京期间,书店里陈列出《红楼》《水浒》之类的书。买客看见很高兴,抢着买了,到收银柜上去付钱。谁知收银柜上说这些书是不卖的,你就交在这儿吧。”①


书店如此这般,实是无奈之举。


当时,这四部书的总存量,人民文学出版社加上北京新华书店,仅有3800余部。北京、上海与杭州分别投放1000部、700部与400部后,其他15个城市各仅能分到20~50部。资源如此有限,只好出台规定“只卖给外国人,不供应国内读者”②。


只摆不卖引起了很不好的观感。作为补救,这几部小说启动紧急重印。到1972年4月,《红楼梦》《三国演义》与《水浒传》重印了20万部。到1972年底,四部书共计重印了137万部。1973年,《红楼梦》又加印50万部③。


频频重印成就了“四大名著”之说,但仍远不足以满足饥渴已久的市场。那时节,只要听说有新书出版,书店外马上就会排起长龙。用叶圣陶的话说便是:“久不出书了,一见出书,不管要看不要看,也是抢着买”④。


不独休闲类图书,学习类、学术类著作也同样如此。


1972年10月,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开播节目《业余外语广播讲座(英语初级班)》,60万册教材一上市,便被北京市民抢购一空。很多人写信乃至寄钱到电台,只为求一套教材,“在这种情况下,印刷厂只好连续加印三次,共计120万册,也很快全部售光”⑤。1979年底,经济学家薛暮桥出版专著《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》,结果“在3年时间中总销量接近1000万册”⑥。


单部书巨大的印刷量,往往意味着读者可选择的余地有限。有人做过问卷调查,请读者选出1978-1984年间对自己影响最大的图书,结果排在前五位的是:《红楼梦》《西游记》《三国演义》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与《水浒传》⑦。这一结果,恰与当时图书市场品类的单调情况合榫,背后潜藏的是读者巨大的“阅读饥渴”。人们渴望在这几本经典读物之外,能够有更多元的选择。


进入八十年代后,这种“阅读饥渴”,很快就与市场发生了共鸣。


1980年的下半年,全国十余个省、市出版社竞相重印《三侠五义》,总印数高达446万套。而在1949-1979年间,这部书总共只印了36.8万套。同期被疯狂重印的旧小说,还包括《封神演义》《杨家将演义》《侠女奇缘》《侠女风月传》《济公传》《施公案》《呼延庆打擂》《西游补》等。其中,《封神演义》印了300多万套,《杨家将演义》印了250多万套。⑧


欧美侦探小说与文学作品同样走俏。群众出版社自1980年1月至1981年9月,共计出版国外惊险、推理和侦探破案二十五种,总印数达到了1200多万册。其中最受读者喜欢的是《福尔摩斯探案集》,印了430余万册⑨。其他出版社的情况也差不多。截至1980年5月,《东方快车谋杀案》在浙江印了124万册;译林的《尼罗河上的惨案》印了76万册。文学图书方面,《飘》印了65万册,《基督山伯爵》印了47.5万册⑩。


那是一个充满了阅读饥渴的时代,也是一个读者饥不择食的时代。任何新鲜图书,只要能够出版,便几乎不愁销量。难的是如何冲破阻碍,提供有质量的精神食粮。沈昌文1980年成为《读书》杂志的负责人,1983年成为三联书店的副总编辑,1986-1992年担任三联书店总经理,恰好身处这样一个特殊时代。


二、《宽容》与《情爱论》


沈昌文生前曾言:


“要说我主持三联书店期间做的几本很得意的书,我认为一本是房龙的《宽容》,印了15万册(注:指第一次印刷),一本是《情爱论》,印了120万册。”


三联版《宽容》出版于1985年,至1998年共计重印了11次,曾入选“二十年来对中国影响最大的100本图书”之一。据沈昌文自己讲,改革开放后,他很想在出版这一块做一点事情,然后得到了李慎之的指点“向后看”,也就是“想办法了解外国的过去,重找外国书”,其中“特别得意的一个例子”便是找到了房龙的《宽容》。


沈寻找旧书,怀揣的心思,是找那些“能启发人的材料,让读者看,让读者产生一种观念”。具体到《宽容》,便是“因为人们都想不到,历史上都已经有那么多的宽容不宽容的历史了,而最后都是宽容得胜了”,这对刚刚经历、乃至尚在经历不宽容的读者而言,很容易产生启发与共鸣,“于是这一下就轰动了,这本书一出版就印了十五万册”。⑪


1987年,沈昌文遇到哈佛哲学博士赵一凡,问他如何评价房龙和他在中国极为畅销的《宽容》。赵一凡的第一反应,是美国文化思想史里没有这号人物。再查,便了解到房龙其实是一位活跃于1920-1940年代的通俗作家。他的写作面向的不是学院,而是大众,也就是走畅销书的路子,并成功实现了财务自由——这大约也正是《宽容》能在八十年代的中国知识界引发强烈共鸣的另一个主因。在那个时代,较之晦涩的高头讲章,中国知识界更需要这类具备普及功能的通俗著作。


《宽容》写于1925年。房龙说,自己写作该书的动机,是目睹世界进入20世纪后,“现代的不宽容,已然用机关枪和集中营武装起来”。作为抵抗,1937年希特勒发表《我的奋斗》后,他针锋相对写了一本《我们的奋斗:对希特勒的答复》。1930年代,《宽容》被引进中国。房龙给翻译者写了一封信,希望他特别留意书中关于“宽容”问题的讨论,因为现实世界的状况“尚不足以表明宽容取得了胜利”。沈昌文“向后看”寻找旧书,找到的便是这一版。⑫


1998年,三联版《宽容》第11次印刷,总印数达到了35万册,影响力则及于整个知识界。


《情爱论》的出版,也是基于相似动机。沈昌文说,他是在1982年读到《情爱论》俄文版的,读完之后便有了要将之引进出版的冲动,因为这本书里的基本观点很简单,就是“说任何爱情都离不开肉欲”,如果“不敢讲肉欲,只敢讲精神的爱,这本身就是唯心主义”⑬。沈认为出版这样一本由苏联出版的俄文学术书籍,很具有现实意义。


但要将一本“谈爱情和肉欲”的著作正式出版,并不容易。书中关于性爱的具体描述被全部删除,有些章节甚至被全部拿掉。书名也做了改动,原书名仅一字《爱》,翻译者建议使用《论爱情》,沈昌文将之改为《情爱论》,目的是“带点学理气,也许销路小一点,但安全感强些”。编辑删稿时,沈还有一番关照:“不要太干净,多少在不严重的地方留一点”,理由是“留一些不删,是为了以后有检讨的余地……如果哪天出了问题,必须有次要‘错误’可供他检讨”。⑭


1984年,三联版《情爱论》初版,印了27万余册。之后的十余年里,该书持续畅销,到1998年第12次印刷时,已攀升至121万余册。虽然是一本学术著作,但该书的主要购买者,并不是知识分子,而是普通读者。


经历了漫长的“不敢讲肉欲”的时代,急于重塑情爱观念和获取两性知识的男男女女,已是饥不择食。1980年江西科技出版社出版《性知识漫谈》,至1988年共计发行了280万册;六十年代禁止发行的《性的知识》于1980年重印,至次年3月共计发行了560余万册⑮。《情爱论》流行到“复旦大学中文系学生几乎人手一册”的程度,实可谓情理之中。



三、《金庸作品集》


除了最得意的《宽容》与《情爱论》,沈昌文还出版了杨绛的《洗澡》《干校六记》《我们仨》、巴金的《随想录》、《傅雷家书》、蔡志忠的漫画、托夫勒的《第三次浪潮》、茨威格的《异端的权利》《人类的群星闪耀时》……等诸多“解读书人之饥渴”的人文著作。


武侠小说的解禁,也与沈昌文有关。


1982年4月出台的政策规定,“鉴于近年来侠义、言情、公案等旧小说的出版已经太多,自文到之日起不许继续出版”,相关的缩写本和连环画,也按同样的规定处理。但有市场,就有供给。1984年,上海的《文学报》增刊连载金庸的《射雕英雄传》,发行了100万份;福建《海峡》杂志也增刊连载《射雕英雄传》,同样卖出了100万份。⑯


1985年上半年,武侠小说的出版量达到了一个高峰,与旧小说合计共有四千多万册。于是,政策再度强调“新武侠小说,根据新武侠小说、古旧小说改编的连环画,近两、三年内不再批准出版”。随后,新华书店基本停止购入新武侠小说,已购入的也不再摆出来销售。次年,全国只出版了4部武侠小说。


当时的一种忧虑是:我国纸张资源奇缺,如果“过多地出版新武侠小说, 势必影响其他方面优秀图书的出版”;且读者的购买力有限,花钱买了这本就没钱买那本,读者“弃好书于不顾,将钱用于购买武侠小说上,长此以往,将会殃及到整个民族的文化素质”。⑰


改变武侠小说尴尬处境的推手之一,便是沈昌文。1991年,他通过罗孚,成功促成了金庸与三联书店签订了10年的版权合同。为何能成功出版?沈昌文有一段简短的披露:


“那么,用什么来统战呢?我们又想出一个词:‘文化’。后来把这词扩而大之,广泛使用。……出金庸的武侠小说,也强调它的文化性格和文化意义,尽管那时查禁武侠小说甚严,我们的方案还是被批准了。”⑱


原本被视为不登大雅之堂的武侠小说,如此这般一番包装,便显得“高大上”了。1992年8月,新闻出版署下发文件,将“新武侠小说的专题审批权”下放,出版社“可按一般选题管理程序安排出版”。武侠小说自此解禁。1994年,三联版《金庸作品集》三十六册问世。



1979年,《读书》创刊号刊登了李洪林的《读书无禁区》一文。沈昌文后来说,“记得《读书》杂志,不必去记得沈昌文之流,但不能忘记李洪林”。实则,李洪林的期望需要有人去实践,沈昌文正是其中之一。



①《叶圣陶家书》,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8年版,第212页。
②方厚枢:《古典小说名著出版史话》,《中国出版史话新编》,第152-153页。
③易图强:《新中国畅销书历史嬗变及其与时代变迁关系研究(1949.10—1989.5)》,博士论文。
④《叶圣陶家书》,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8年版,第146页。
⑤龙新民:《向世界开放的一个信号——北京开办外语广播讲座的回忆》,《百年潮》2010年第06期。
⑥《薛暮桥回忆录》,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,第330页。
⑦康晓光等:《中国人读书透视:1978-1998大众读书生活变迁调查》,广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,第47页。
⑧《“《三侠五义》出版热”说明了什么?》,《宣传动态 1981》,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,第57-58页。
⑨《国家出版局认真检查竞出惊险公案小说的歪风》,《宣传动态 1981》,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,第367页。
⑩陈翰伯:《在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上的话》,1980年5月4日。收录于《陈翰伯出版文集》,中国书籍出版社1995年版,第39页。
⑪郝明义:《秘书、书房与气功——沈昌文访问记》。收录于《也无风雨也无晴》,沈昌文著,海豚出版社2014年版,第268页。
⑫赵一凡:《房龙小引》。收录于氏著《哈佛读书札记》,三联书店出版社2016年版,第392-397页。
⑬郝明义:《秘书、书房与气功——沈昌文访问记》。收录于《也无风雨也无晴》,沈昌文著,海豚出版社2014年版,第269页。
⑭曾焱:《<情爱论>冲破读书的禁区》。收录于邹凯编《守望家园——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》,三联书店2008年版,第80-84页。
⑮杨柳:《性的消费主义现象研究》,上海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,第18页。
⑯俞子林:《改革开放与武侠小说风波》,收录于《书林岁月》,上海书店出版社2014年版,第120-121页。
⑰周远:《关于新武侠小说出版之管见》,《中国图书评论》1988年第4期。
⑱沈昌文:《也无风雨也无晴》,海豚出版社2014年版,第166页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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