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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|我方团队张嵚

《朝文社》(原《我们爱历史》)为头条号签约群媒体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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历史提问

武汉南通北达,为什么历代王朝不建都武汉?

答:作为一座在过去的一年里为全球抗疫付出巨大牺牲,值得每一位国人肃然起敬的城市。武汉在中国古代史上的一个独家形象,就是其号称“九省通衢”的交通枢纽地位。

在中国历朝历代,武汉的交通地位有多重要?简单看下地图就明白:古称为“江夏”的武汉,正位于江汉平原上长江与汉水的交界处。长江东岸的武昌,以及被汉水一分为二的汉口与汉阳,构成了著名的“武汉三镇”,好似一块坚固的三角形,撑起了整个长江航运的稳定——从这里向西可以沿长江进入四川,向西北可以沿汉水进入关中平原,向东沿长江可顺流到达长江入海口,中国版图里所有的南北水陆要道,几乎都在这里交汇。

这么一个四通八达的“铁三角”,当年也惹来了革命导师孙中山的“偏爱”:1887年时,孙中山就有了“一都四京”的构想。这未来的“中华民国”,应该以武汉为都城,江宁广州重庆顺天则为东南西北“四京”。虽然这个构想最后没能实现,却也足见武汉在他心中的强大地位。

那么问题来了,这地位强大且交通便利的武汉,为何在中国历朝历代,除了曾作为乱世里的“临时都城”外,都从没被正式作为都城呢?甚至每当王朝初建,纠结“定都”问题时,武汉常常都“不在考虑范围之内”。这其中第一个重要原因,应该就是“自然灾害问题”。

说武汉的地理条件,大家都津津乐道武汉发达的交通,但“发达交通”的背后,就是严重的水灾隐患。作为左云梦大泽遗址的一部分,武汉地形南高北低,境内湖泊纵横,还有丘陵与湖田相互穿插,一旦遇到汛期,地势低洼的武汉三镇就极易受灾。以武汉市档案馆的统计,单是从汉代到清代,武汉地区就发生了214次水灾,几乎每十年一次。

甚至,就是在距离今天并不遥远的1931年,武汉就遭遇了震惊世界的“长江大水”,整个武汉三镇沦为一片泽国,武汉地区被淹没农田5090万亩,死亡近15万人。尽管这场灾难,主因是国民党的昏聩统治,但武汉地区特殊的地貌,也是重要因素。

而放在中国古代史上,武汉当地那些曾在唐宋元年间盛极一时的港口,比如“鹦鹉洲”“金沙洲”等黄金港口,都因水灾带来的水文地貌变化,最终渐渐销声匿迹。可以说,武汉数千年的历史,就是一部与水灾的“斗争史”。这样的城市,一旦作为都城,也就意味着一个王朝的政治心脏,从此被置于水灾的巨大威胁下。对于任何一个王朝来说,这显然都是不能接受的。

而与这自然灾害因素同样重要的,就是武汉在中国历朝历代,自身角色地位的变化。

在中国古代史上,一座城池如果想成为都城,便利的交通优势只是条件之一。更重要的因素,就是国防与发展方面的考量。

放在历朝历代的大背景下,武汉的角色,其实也经历了重要的变化。古代武汉城市的萌芽,起于东汉末年。但那时的武汉,只是作为一个军事重镇存在。比如三国时期的魏蜀吴三方,其交界点就是在武汉。然后在晋、宋、齐、梁几个割据政权里,武汉都是其国防的门户。如此“角色”的武汉,也成了兵家必争之地。特别是“司马炎灭吴”和“杨坚灭陈”两场大战,都是以攻克武昌为突破口。

这样的角色,让当时的武汉,成为了一个重要的军事枢纽。“首都”这个角色,显然不合适。而如果单看这几条,武汉又哪里是什么可以“定都”的宝地?分明是战乱频发,多灾多难。

但也就是这交织着天灾与战乱的岁月里,武汉的角色,也在悄然变化。

首先从唐朝中晚期开始,随着安史之乱后唐朝经济版图的变化,武汉的“经济地位”也陡然升级:北方的藩镇打成了一锅粥,位置相对“偏远”的武昌,成了远离战火的乐土。更重要的是,由于其他几条漕运线路在战火中中断,“汉江水道”成了大唐的生命线,发达的漕运迅速激活了武汉的经济。于是唐朝中后期的武汉,就已有了“残灯明市井,晚色辨楼台”的繁华。宋代的武昌南市与鹦鹉洲,也成了驰名全国的商业区……

而从明朝成化年间开始,随着汉水下游主河道入江口的形成,“武汉三镇”之一的“汉口镇”更是火速逆袭,成为长江流域的重量级港口。虽然我们今天常说“武汉三镇”,但一直到明朝洪武年间的时候,未来的“汉口镇”还只是个“两岸芦花垂钓州”的湖泊洼地,根本就没人居住。但随着汉水的改道,汉口也火速发展起来,并在嘉靖年间起正式设镇。到了几十年后的明朝万历年间,明王朝运往北方的漕粮,以及北方运销南方的淮盐,几乎都在这里转运……


汉口的崛起,也折射了当时中国经济版图的变化:如果说明朝之前的武昌,只是湖广地区的咽喉,那么明代的汉口,就已是整个中国的咽喉。如明代地方志形容“当江汉交汇之 处,水道之便无他埠可拟。”而且不止北方与湖广的商货,四川、湖南、湖北、云南、贵州等地的货物,也都要从这里流经。明初时还是“无人区”的汉口,明末已是全国货物的集散地。


尤其能说明汉口重要性的,就是粮食贸易。明代曾有谚语“苏湖熟,天下足”,但从明朝中期起,这话就成了“湖广熟,天下足”。当时的江南大地,因为商品经济的催动,已大量种植经济作物。日常需要的粮食物资,则需要从湖南、湖北、四川等省转运。可以说每一粒米,都要从汉口走。


如此一来,汉口的地位,也就无比重要:明清年间仅汉口镇上的民运码头,就有六十多家,商贾更有数千家,从明朝中后期到鸦片战争前,汉口的人口更是激增了近十倍,发展到鸦片战争前夜,汉口停泊的船只,常年在两万艘以上,每年仅转运淮盐就在三亿斤以上。繁荣的汉口镇,也在明清年间有了“中国四大名镇”的美誉,这样一个经济地位高速升级的“武汉三镇”,尽管没有“都城”的地位,却是中国版图上不可缺的经济枢纽。


而在1840年鸦片战争后,随着中国大门被外国炮舰轰开,武汉却进入了又一高速发展期,凭着独特的航运条件与繁荣的经济,武汉的对外贸易量,一度在中国近代的“五大商埠”里排名第二。看过这些也就不难理解,为什么近代的武昌,能够处处“领风气之先”,终于完成了那场改写中国近代命运的剧变。

如此武汉,虽说一直不是政治中心,但它在中国历史上的重量级地位,却是无法否认:从军事重镇到经济重心,武汉的历史,缩影了中国古代两千年的演变。而这个水灾多发的城市,在历史的一次次考验面前,更是凭着自身的智慧、坚韧、勇敢,一次次战胜灾难,一次次从天灾与战火中站起来,一次次续写着繁华,甚至扛起中国的走向与命运……

“武汉为什么不能定都”的话题里,不止有这个城市的发展历史,更有这座城市代代传承的勤劳、勇敢、坚持。而这,也恰恰是征战杀伐的历史里,最值得我们铭记的地方。

参考资料:《华夏兵家要地》《武汉的地形、洪灾、及成因》《试论古代武汉城市发展的阶段性》《明清时期汉口的发展历程》《武汉的历史地理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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